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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监禁减刑问题的探讨

日期: 2018-12-03 来源: 娄底市人民春秋彩票院    作者: 肖琳 刘书剑

  摘要:在如今的反腐热潮当中,公众对贪贿罪犯关注度越来越高。而《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的贪贿受贿犯罪之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的出台引发学界很多讨论,终身监禁的减刑问题的适用也存在很多争议,因此研究探讨该问题是必要的。从立法目的和效果而言,现阶段“重大立功”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死缓犯死缓考验期内;从刑法典中有关终身监禁的规定来看,重大立功的规定也不能适用于判处终身监禁的死缓犯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的期间。

  关键词:终身监禁 重大立功 贪污受贿犯罪 死刑缓期执行

  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后的《刑法》第383条规定: 因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一规定也适用于受贿罪。概言之,《刑法》第383 条对贪污罪与受贿罪规定了终身监禁。由于立法仓促,该修正案颁布后,不少学者对这一立法规定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提出了质疑。[1]但是既然立法已规定了终身监禁制度,学界作过多的苛责于事无补,而应该对它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推动该制度得到严格执行。随着终身监禁刑的司法化,如何理解和严格执行这一制度,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虽然司法机关已经从“白恩培案”开始适用终身监禁[1],但对于终身监禁减刑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减刑问题之争

  终身监禁减刑问题的适用在学界有诸多争议,首先面对的问题便是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是否可以减刑的问题。

  • 学界争议
对此问题,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以赵秉志教授为代表的否定说。否定说学者认为既然已经被宣告终身监禁,就不可能减为25年有期徒刑,主张对于被判定终身监禁的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即使其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的表现,也不得适用减刑的规定,而要予以终身监禁。并且在《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过程中,就有意见认为,对于死缓犯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即便在死缓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能依据《刑法》第50条的规定在死缓考验期满减为25年有期徒刑,而是必须予以绝对的终身监禁。最高人民法院在“两高”《解释》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指出,对于死缓犯的终身监禁适用,在一、二审做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做出终身监禁的决定,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以此强调终身监禁一旦决定,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2]。这样,被法院决定适用终身监禁的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即使其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的表现,也不得再予以减刑而避免适用终身监禁制度。第二种观点是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肯定说,其认为《刑法》第383条第4款所规定的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的实际执行起点,应为死缓考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执行之际,也即只有进入执行“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相关决定才能产生实际效果。[2]如果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由于出现“重大立功”的法定事由而导致行为人在死缓期满被减为25年有期徒刑,适用终身监禁制度的“无期徒刑的裁定”的法定条件并未出现,那么执行终身监禁的法律依据将不复存在。并主张对于被判定终身监禁的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如果其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的表现,可以适用减刑的规定进而避免终身监禁制度的实际适用。
  • 研讨与主张
对此,笔者认为,对于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在死缓考验期内不能适用“重大立功”的规定而予以减刑,理由如下:
  • 终身监禁不是在死缓考验期满后,而是在判处死缓当时作出的。如果说贪贿罪犯在考验期内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允许再减为25年有期徒刑,立法就应当明确是否适用终身监禁要在考验期满后视罪犯表现再作出决定,且需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立法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 终身监禁是一种死刑替代措施,适用的对象是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而不是应当判处死缓的罪犯。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只有在执行前有“重大立功”才会出现改判的问题,不可能存在执行后还有“重大立功”的问题。以此推论,法院作出的终身监禁决定生效执行后,也不应有再改判的问题。
  • 终身监禁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作出的反腐败重大决策之一。如果允许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死缓犯在考验期内因“重大立功”减刑,势必影响反腐败力度和广大民众对中央加大反腐败决策的期待。所以,从立法本意来看,对判处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即便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能减为25年有期徒刑。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两高”2016年4月18日颁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裴显鼎庭长明确指出: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终身监禁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死缓二年缓期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规定,也不适用于二年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再减为有期徒刑的规定,即不受死缓二年缓期执行期间及执行期间届满减为无期徒刑后服刑表现的影响而减为有期徒刑。”[3]同日,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常务副院长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贪污受贿犯罪判处终身监禁的,不受总则条文的制约,就是说死缓期间即使有重大立功,也不能减为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苗有水副庭长认为,“沈院长的讲话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由于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因此即使死缓二年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得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4]可见,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不能减刑的观点更符合立法原意。
二、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减刑问题之争

  在讨论了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是否可以减刑的问题后。还有论者提出,刑法典中“重大立功”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判处终身监禁的死缓犯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的期间的观点。对此,学界又有几种不同看法。

  (一)学界争议

  首先,持肯定说的黄京平教授认为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是可以减刑的,并指出: “在‘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因重大立功而减为有期徒刑的,同样不再具有执行终身监禁的法定依据。”最基本的理由是,“《刑法》第383条第4款关于裁量和执行终身监禁的规定,并不是刑法第78条规定的例外规定。也就是说,依据《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适用终身监禁,必须以符合刑法第78条关于减刑适用条件和限度的基本规定为前提。依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减为无期徒刑的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有期徒刑。”于是,“死刑缓期执行直接减为有期徒刑,使得裁判宣告的终身监禁不具有开始执行的法律基础; 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间接减为有期徒刑,使得已经开始执行的终身监禁失去继续执行的法律基础。”

  [5]持否定说的欧阳本褀教授则反驳道:“首先,修正后的《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就是对第78条减刑制度的排除,是第78条的例外规定。其次,发生在死缓执行期间内的重大立功与发生在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以后的执行期间内的重大立功,反映犯罪人具有不同的人身危险性; 前者犯罪人被改造的时间短于后者,因此前者犯罪人危险性小于后者。所以,被适用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而被减为有期徒刑的,不再适用终身监禁; 但是,被适用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执行期间没有重大立功,即使在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以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也不能改变终身监禁的适用。”

  [6]而张明楷教授则从限制终身监禁的立场出发,同时顾及《刑法》条文的文理含义,采取折中的立场。其认为必须承认,《刑法》第383条中的“不得减刑”是一个例外规定,问题在于它是针对《刑法》总则哪一条文的例外。众所周知,总的来说,广义的减刑包括三种情形: 一是《刑法》第50条第1款规定的对死缓犯人的减刑; 二是《刑法》第 78 条规定的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 三是附加刑( 如罚金、剥夺政治权利) 的减刑。

  首先,对被判处死缓并宣告终身监禁的罪犯,必须适用《刑法》第50条第1款规定的减刑;否则,要么就意味着被判处死缓并宣告终身监禁的罪犯即使故意犯罪、情节严重,也不得执行死刑,要么意味着他们永远处于死缓考验期间。这显然不妥当。所以,《刑法》第383条关于“不得减刑”的规定,不是《刑法》第50条第1款的例外规定。

  其次,《刑法》第383条第4款所规定的“不得减刑”显然不是附加刑减刑的例外规定。最后,《刑法》第38条第4款的“不得减刑”只能是《刑法》第78条的例外规定。如果否认这一点,就否认了《刑法》第383条第4款的“不得减刑”属于例外规定。这恐怕不合适。《刑法》第78条规定了可以减刑与应当减刑两种情形,其认为《刑法》第383条关于“不得减刑”的规定是仅对可以减刑的例外规定。理由如下: 首先,从文理上说,在罪犯符合“应当减刑”条件的情况下,却又认为或者适用“不得减刑”的规定,有自相矛盾之嫌。通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会发现,一般是在“可以……”之后,设置“不得……”的例外规定。[3]所以,仅认定“不得减刑”是《刑法》第78条中的“可以减刑”的例外,也是符合文理的。

  再次,《刑法》第383条规定的是“不得减刑、假释”,但是,《刑法》第81条仅有“可以假释”的规定,而无“应当假释”的规定。《刑法》第81条针对假释的规定是: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刑法》第78条就减刑所作的规定是: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显然,二者的适用条件是相同的。或许有人认为,假释另要求“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然而,这一要求是因为假释是提前释放。而且,“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大体上是判断结论,其判断资料与减刑相同。由于可以假释的条件与可以减刑的条件相同,所以,将《刑法》第383条“不得减刑”解释为《刑法》第78条的“可以减刑”的例外规定,就可以与不得假释的例外规定相协调。如果认为“不得减刑”也是“应当减刑”的例外规定,就与“不得假释”仅仅是对“可以假释”的例外规定不协调。

  再次,难以认为,发生在死缓执行期间内的重大立功与发生在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以后的执行期间内的重大立功,反映出不同的人身危险性。一方面,不管是死缓执行期间还是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罪犯都被关押在监狱。不存在前者不容易立功、后者容易立功的问题。另一方面,罪犯在什么时间立功,与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也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刑法》第 78 条规定的重大立功表现,不是罪犯想做到就能做到的。例如,罪犯不知道监狱内外的重大犯罪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检举”; 在监狱没有人处于危难之中时,罪犯不可能有“舍己救人”的表现; 没有发生自然灾害与重大事故时,罪犯不可能在其中有“有突出表现”。不难看出,能否有重大立功表现,不是取决于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遇。

  最后,将“不得减刑”仅作为“可以减刑”的例外规定,可以给罪犯以一个希望、一个未来。根据法国哲学家利科( P.Ricoeur) 的观点,大多数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给犯人一个未来。[7]因为不给犯人一个未来,是没有把犯人当作人的表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将人格作为实施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是法的本质立场。”[8]犯人也是人,“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绝对的终身刑是一种“终结生活的惩罚”。可是,让一个犯人“活”着,却又让他终身没有“生活”,让他没有活得稍微好一点的希望,让他终身只能像动物一样活着,直至死亡,这是对犯人的最严重污辱。所以,在《刑法》第383条规定了终身监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给罪犯一点希望,亦即,只要他有重大立功表现,就可以再次减刑,不必终身服刑。综上所述,绝对的终身监禁只有一种情形: 被判处死缓并宣告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缓考验期间没有实施情节严重的故意犯罪,且没有重大立功表现,在减为无期徒刑之后,一直没有重大立功表现。

  (二)研讨与主张

  针对上述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可以减刑的看法,笔者觉得是不妥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分析,按照法律用语的通常含义以及文理解释方法,《刑法》第383条第4款明文规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该法律规范是对终身监禁的进一步强调,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晰明确,排除了刑法典中减刑、假释制度规定的适用。如果得出在执行无期徒刑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也应当减为有期徒刑的结论,无疑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另外,终身监禁制度是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而适用,本身就是刑罚宽缓的体现,如果再允许对其无期徒刑执行期间进行减刑,无疑会大大削弱该制度的威慑力,不能体现其较之于一般死缓更为严厉的刑罚性质,导致刑罚的适用不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违背了终身监禁制度设立的立法初衷.

  第二,从法律后果上来看,假设服刑期间重大立功之后便应当减刑,其法律后果便与限制减刑并无二致,甚至较其更为轻缓,在没有相应制度限制的情况下,这一处理结果显然不合理。《修九》所规定的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不得减刑,就是对《刑法》第78条减刑制度的排除,是第78条的例外规定,且是“应当减刑”的例外规定,否则不符合法律解释的内在逻辑。

  第三, 立法之所以设置终身监禁的立法缘由之一,就是“贪污受贿这类犯罪,有的犯罪分子利用过去拥有的权力、影响、金钱和社会关系,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等途径,实际在狱内服刑期较短,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社会反映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惩治这类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9]2015 年11月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的全国法院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常务副院长指出,增设终身监禁“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有效解决死刑和自由刑的衔接问题,改变长期以来无期徒刑名不副实、执行不严的现象,有利于形成对严重腐败分子的法律震慑作用和保持依法严惩腐败犯罪的高压态势。”[10]如果对适用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服刑期间仍然可以适用减刑,将使终身监禁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失去存在的价值,影响中央反腐败决策的贯彻落实,背离民意,违背立法精神。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15条规定:“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裁定中,应当明确终身监禁,不得再减刑或者假释。”这一司法解释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应当严格遵守执行。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立法目的和效果而言,现阶段“重大立功”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死缓犯死缓考验期内;从刑法典中有关终身监禁的规定来看,重大立功的规定也不能适用于判处终身监禁的死缓犯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的期间。在我国刑法典中已经正式确立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之终身监禁制度的当下,深化关于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之理论与实务问题的研究,尤其是重点梳理与探讨其中的争议问题,不仅对刑法理论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切实推进我国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的司法适用和立法完善更是颇有助益。《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的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终身监禁的制度,是国家立法机关在严格控制死刑适用和严惩腐败犯罪的社会情势下,采取的对于短期内难以在立法上废止死刑的贪污受贿犯罪限制其死刑司法适用的立法举措。这一举措一方面对于促进死刑改革具有重要的促进和示范意义,为我国的死刑立法改革开辟了新的路径和方向; 另一方面加大了对特重大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力度,体现了我国死刑控制政策与高压反腐之间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法治意义。但是,由于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作为一种新制度,其本身也存在相关弊病,因而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合理审慎加以适用,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法治功效,也使其通过实践的检验得以完善和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只能将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而不能降低其适用标准,违背立法原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否则其负面效应则会得到凸显。[11]同时,我们需要借由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的确立作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入推动短时间难以废止死刑罪名的立法改革,进而为深化死刑改革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车浩.刑法修正案(九)的法教义学反思[J]法学,2015.(10) ;刘宪权.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J].法学评论,2016,(1) ; 张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J].法学研究,2016.(4) .

  [2]黄京平.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97-102

  [3]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EB /O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4/id/1841401.shtml.

  [4]苗有水.解读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十个疑难问题[EB/OL] http://xbxsf.nwupl.cn /Article /xsxw /201606 /23530.html.

  [5]黄京平.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 [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97-102.

  [6]欧阳本褀.论《刑法》第383条之修正 [J].当代法学,2016(1):12-20.

  [7]杜小真.利科北大讲演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4 - 25.

  [8]木村龟二.刑法总论[M].增补版.东京:有斐阁,1978:270.

  [9]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释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217-218.

  [10]闫继勇.全国法院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N].人民法院报,2015-11-06(01).

  [11]刘霜.终身监禁的立法解读及理论反思[G].赵秉志,莫洪宪,齐文远.中国刑法改革与适用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861.

  
[1]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白恩培于2000年至2013年期间,先后利用其担任青海省委书记、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获取矿权、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 645 11亿元。2016年10月9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宣布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参见“‘两高’发布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EB/OL].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9562.html.
  [3]如: 《刑法》第81条、《刑事诉讼法》第254条; 单纯的禁止性规定则是另一回事。


责编: 江世炎     审核: 江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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